当下，关于苏轼的传记有不少。与那些作品相比，刘小川新作《品中国文人·苏东坡三百篇》在语言、内容、形式各方面均有创新之处。此外，本书还有一个特色，即让我们在苏轼的文学家、政治家、书法家、绘画家、美食家等诸多身份之外，看到了他更为真实的一面——一个有着痛苦与绝望，嫉恶如仇，热烈爱意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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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望痛苦

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后，在给李之仪的信中，他后悔不该直言极谏、考论是非、伸张正义，似乎完全否定了自己三十多年来的价值观。在一个仲春的夜晚，苏轼去看海棠花，并写下名篇《海棠》。作者分析道，“这是苏东坡近乎神经质的举动，像个夜游症患者，像个移动野地的鬼影。海棠是谁？苏东坡自己。此处有显而易见的内心挣扎，拒绝沉沦的苦挣扎。”

叙述苏轼的痛苦与绝望是理解他的关键。作者指出，“写苏东坡，要让他的无助、绝望与恐慌显现出来。让深渊显现为深渊，然后才有深渊中的升起。理解苏东坡，这是紧要处。”

嫉恶如仇

苏轼对于小人并不会掩饰自己的愤恨。

元祐元年，吕惠卿被贬，苏轼撰写了贬斥吕惠卿的制词，痛斥其诸多罪行。这份制词写得酣畅淋漓，但今天有学者指出其中有失实之处。该如何理解这种失实，是苏轼为了报复吕惠卿而刻意栽赃陷害他吗？此外，苏轼难道不是菩萨心肠，“眼见得天下无一不好人”吗？

作者指出，苏轼“他不是两可人，不是乡愿人，不是面团人”，“爱憎分明，是非明确，乃是历代大文豪的显著特征。爱一切人是假爱。爱是什么？爱就是恨。爱是价值所系，价值与非价值，势同水火。对邪恶宽容，就是邪恶的帮凶。”对于小人，苏轼是嫉恶如仇。我想，苏轼为吕惠卿所写制词的失实，很可能正是他愤怒的体现，在激愤情绪之下记错了事实。如此，更显得苏轼真实。

热烈的爱

苏轼有着热烈的爱。

对于苏轼诗词中的情爱，与其他一些学者欲言又止的态度相比，作者并不忌讳，而是将之深刻呈现出来，“理解人性，最需深入”。

如对于苏轼的《三部乐》，作者指出：“学者们对《三部乐》的阐释大都语焉不详，顾左右言它，似乎为贤者讳，却露出封建尾巴。”进而分析出苏轼在作品中对王朝云的爱意。再如对于《洞仙歌》中“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汗，水殿风来暗香满。绣帘一点明月窥人，人未寝，倚枕钗横鬓乱……”，作者赞叹“热恋中的苏东坡出此情色语，真不减柳永张先”；对于其中的“起来携素手，庭户无声，时见疏星渡河汉……”，作者认为“这想象画面的细腻程度，不亚于白居易写《长恨歌》”；对于《浣溪沙 端午》中“轻汗微微透碧纨，明朝端午浴芳兰。流香涨腻满晴川。彩线轻缠红玉臂，小符斜挂绿云鬟。佳人相见一千年！”，作者感慨“佳人相见一千年！苏东坡的爱情豪放语，并不减黄州赤壁‘大江东去’的歌唱”。

作者关注苏轼的情爱并非猎奇，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。作者指出，“元丰五年的苏东坡，创作如此之丰，词赋如此出色，名篇、名帖、名画、名著、名尺牍一大堆，其中一大因素是热恋”。如今有不少作品强调了苏轼被贬经历与其诗词创作之间的关系，对于女性对他的影响则关注较少。刘小川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。（刘欣琛）